津云新闻记者 王爱滢

中央大道，是南北方向贯穿天津滨海新区的一条主干道。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中央大道海河隧道南北路段有一个弧度，并未取直。隧道北端是高楼鳞次栉比的于家堡中心商务区，南端是新兴的居住区。除此之外是大片尚未开发的土地，坐落着零星的低矮建筑。在这样一个地方，为何要绕一个弯呢？这和一个老工厂∑　有关。

大沽船坞经历百年沧桑

俯瞰天津船厂

天津船厂，位于滨海新区大沽海河岸边，它的前身是海军大沽造船所，139年前，它诞生于北洋水师兴办█之际。

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下令著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李鸿章开始筹建一支新式海军，从外国订购舰船，舰船的维修、待机、后勤供给需求日益增加，在海防形势客观需要上提出了在北方建造一座大船坞的需求。

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李鸿章获准建船坞，在天津大沽地区筑坞建厂，十一月，第一个船坞甲坞竣工，之后依次▼建成乙、丙、丁三坞，此外还有土坞数所。

大沽船坞甲坞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大沽船坞用于维修、建造北洋水师的舰船。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开战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命令驻泊的各条战舰着意检修和更换部件，以保持良好的迎战状态。大沽船坞加工赶修，投入忙碌紧张的备战中。此外，大沽船坞还仿造、制造、修理多种武器。1936年，日军侵略气焰嚣张，局势紧张，驻扎大沽的爱国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又利用大沽船坞制造了轻重机枪、迫击炮、投掷筒灯，改善防务装备。大沽船坞逐渐成为中国北方近代重要的军械基地。

大沽船坞生产的马克沁机枪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沽船坞衍变为天津船厂，为新中国的船舶修造继续做出贡献。

道路规划 遗址面临拆除

时间来到21世纪，滨海新区开发建设之初，规划设计一条中央大道，作为贯穿原塘沽、汉沽、大港的中轴线。其中海河隧道下穿海河，北接于家堡，南接大沽地区，是沟通滨海新区中心商业区南北两岸的重要通道。2008年，中央大道海河隧道工程开工，按照前期规划，隧道南段正好从天津船厂穿过。那年6月，天津船厂接到了土地征ぷ收和拆迁的通知。

时任天津船厂厂长的王可有一直非常重视大沽船坞遗址的保护，在2000年，也就是大沽船坞开建120周年的时候，他╳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带领职工在船厂内建成了一座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展示了大沽船坞的历史图片、资料和文物。而如果海河隧道按照规划路线建设，大沽船坞的遗址将变得七零八落，重要的遗存将不复存在。

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

王可有向有关部门打了报告，反映大沽船坞遗址保护的重要性，引起了滨海新区文物部门的重视。由于大沽船坞地上可见仅存甲坞和轮机厂房遗址，而甲坞由于在1976年地震中原泥坞构造被破坏，已经改造为水泥船坞，北洋水师时期的历史面貌已不复存在。因此大沽船坞遗址究竟有没有保存价值，需要专家学者的鉴定。于是文物部门邀请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文化遗产⌒　保护学者徐苏斌教授和团队前来调研。

接到文物部门的任务，意识到时间的紧迫，徐苏斌立即展开了大沽船坞遗址的调研考察工作。在了解了大沽船坞的历史，现场勘查了历史遗存后，她立即意识到大沽船坞的文物价值。长期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徐苏斌认为，大沽船坞的价值是多元的。

“大沽船坞是由洋务派主张建设出来的一个船坞，也是代表着中国的洋务运动的一个产物，应该说是中国为保卫国家，抵抗侵略，走自主自立型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物证。”徐苏斌首先觉得大沽船坞因为和北洋水师、甲午战争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国反侵略史的一个重要物证。大沽船坞和距此不远的大沽炮台遗址可以作为一体来看，见证着大沽口地区，乃至北洋地区抵御侵略的悲壮历史。

同时，对工业遗产颇有研究的徐苏斌也发现了大沽船坞作为我国近代工业重要遗存的价值。大沽船坞在甲午海战前接收、检修了大量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船，培养了一批中国最早的建造现代化船只的技工，是北方第一大船厂，也是北方最早的现代化工业船厂。而后它经历一百多年的历史，延续到当代一直进行船只建造，可以说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发端、发展的历史。

徐苏斌走访大沽船坞

在大沽船坞遗址留存的轮机厂房，徐苏斌和团队发现了洋务运动时期的木屋架构，根据上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和东京大学合作的中国近代文物普查，那个时期的建筑留存非常非常少，而大沽船坞至今仍相对保存完好的木屋架构，是为数不多的木构造，为了满足安置大型机器的需要，屋架采用西式的结构，跨度20米，作为遗存来讲非常珍贵。

同时，大沽船坞里还留存有海神庙遗迹，供奉海神。据史料记载，乾隆到大沽口巡查，曾在海神庙举行大典。在考古挖掘中曾发现御制石碑等文物。这证明了大沽船坞遗址价值的多样性。

“我觉得整个大沽船坞以及大沽船坞里面的每一个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应该进行保护，从整体上来讲这个故事。”徐苏斌极力主张整体保护大沽船坞遗址。

上下奔走 开工十几天前叫停

然而在当时，对近代文化遗产尤其是工业遗产的保护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是保留遗址还是为开发建设让路，人们分成了两派，为此争∩论不休。徐苏斌是坚定的保护派，力陈修路计划对遗址的破坏。但是，海河隧道建设规划已经通过审批，距离工厂拆迁还有20多天。工程建设快马加鞭，遗产保护箭在弦上。眼看着开工日期临近，徐苏斌教授非常焦急，她抓住每一个机会，为大沽船坞的命运奔走。

这时，徐苏斌遇到了转机。

当时，一个有关20世纪建筑遗产的论坛正在北京举行，议题就包括工业遗产的保护。徐苏斌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她从天津急忙赶往北京，在会议中☆报告了大沽船坞的情况。“大家认为大沽船坞非常重要，而且国家文物局也非常支持。”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也给了徐苏斌极大的支持，她回忆道：“当时单局长提出，希望大沽船坞跟福建马尾船厂、上海江南造船厂一起捆绑申请世界遗产。”

在大家的支持下，徐苏斌和同样来自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特聘教授青木信夫起草了一份倡议书，倡议保留大沽船坞遗址，与会学者都在倡议书上签了字。这份倡议书以及国家文物局的批示一起被转到了天津市，在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召开现场会和规划建设部门协商，终于在开工日期十几天前，叫停了大沽船坞遗址的拆除工作。

此后，中央大道海河隧道的规划进行了调整，原贯穿天津船厂的路线向西移动了270米，绕开了天津船厂，使大沽船坞遗址得到了完整的保留。

千钧一发，虽然付出了诸多汗水与辛劳，但最后的成果令徐苏斌、青木信夫、王可有以及所有为大沽船坞遗址保留奔走的人欣慰。也为中国一段自强自立抵抗外敌侵略，自主发展民族工业的历史留下了永远的见证。

从仰慕西方到投身中国遗产保护

1980年，徐苏斌考入天津大学建筑系。天大建筑系创建于1937年，是建筑大师的摇篮，名师专家汇集。建筑系吸引她的除了工科的课程之外，还有设计、美术、文学等课程。设计课是建筑系的主课，熬夜画图是常态，但徐苏斌乐在其中，在课堂、画室、图书馆中积累知识，领略建筑之美。那时天津大学国际交流伊始，外国老师成为徐苏斌学习外国建筑和了解近代遗产的启蒙老师。

当时的中国正在改革开放之初，学习建筑的学生普遍关注如何去学习西方建筑，去设计建设现代化高楼大厦。徐苏斌记得外国教师在教授西方新的设计理念和方法之余，对天津老租界非常有兴趣，经常带着学生们到老租界做测绘。外国教师对文化遗产的兴趣，让她第一次思考自己如何看待中国文化遗产的问题。

1984年，成绩优异的徐苏斌考取了天津大学建筑系硕士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后，1987年，她又成为该系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此时，她的研究方向已经转向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徐苏斌师从著名建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彭一刚先生。彭一刚先生给了她很多的指导，启发她怎样去看新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

“他觉得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现在，一百多年来走过的路非常有借鉴意义，日本当代建筑师所做的作品很多都是既具有传统的特点，同时又非常有创意，所以彭一刚先生就非常希望中国未来的建筑也能有这样的特色，所以给我设定这样的课题去研究。”在导师的指导下，徐苏斌潜心研究日本的文♀化遗产和新建筑怎样结合的课题。

那个时候，是好几位老师培养一位博士生，每周都要召开一次小组会，让徐苏斌汇报看了哪些书，研究了哪些问题，再有针对性地做出指导。至今彭一刚先生都记得徐苏斌刻苦的治学精神和长长的参考书单。1992年，徐苏斌的论文答辩得到高度评价，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但是毕业并不代表研究完成，研究日本必须到日本留学，带着学习日本在建筑创新和遗产保护两者之间如何平衡的目的，她开始了在东京大『学的学习和研究。

在东京大学，徐苏斌在图书馆度过了无数个废寝忘食的日子，她常常不吃午饭，每次都要用足自己的借书权限，背着沉重的书包往复于学校和住所之间。她的导师藤森照信先生是一位对于日本文化有着深刻理解的建筑史家，也是一位将传统融于建筑创造的建筑师，力求把传统美学和工法带进现代作品。

日本文化遗存保护的现状，给了徐苏斌深深的触动。“很多日本的历史建筑跟中国的建筑非常相像，受到中国深远的影响，但实际上他们保存得比中国要好。”徐苏斌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奈良法隆寺，现在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木构造建筑。其实中国的木构造建筑也是很早就有了，但是我们由于很多客观原因，没有保留下来。”

2005年徐苏斌以全优的成绩完成在东京大学的课程，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她的研究成果获得多个学术奖项，包括日本都市计画学会奖、日本建筑学会奖、建筑史学会奖。其中，日本建筑学会奖是日本建筑学会的最高奖，徐苏斌是该奖项自1949年开设以来第一位女性获奖者，也是第一位外国获奖者。

在日本期间，徐苏斌还曾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东京造形大学、明治大学等机构从事研究和教学，如果留在日本，她可以有非常好的发展以及优渥的回报，但是她学成后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回国。

“我们走出国门，反过来看中国，就▅更加觉得中国的文化遗产非常值得保护。也是希望能够把我们学到的东西带回来，应用到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上面，能够做一点事情，这个是我们的初衷。”

与时间赛跑，为遗址申请“身份证”

2006年，徐苏斌回到了她的母校天津大学，受聘于建筑学院，和她一起前来的还有她的丈夫青木信夫。青木信夫毕业于东京大学建筑系，是城市建筑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学者，早在1988年就参与过天津近代建筑的调查。共同的志趣，使他们在生活和事业上携手并进。

徐苏斌和青木信夫走访大沽船坞

近代中国看天津，天津多元化的文化遗产给了徐苏斌和青木信夫很大的研究空间。徐苏斌把研究的主要方向着眼于工业遗产保护，她认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端的历史，就是一部抵抗外辱、民族自立的历史。提起天津近代工业遗产，她如数家珍：“为了生产军用武器，1867年的时候建了天津机器局西局，后来又建了东局，这个其实是天津最早的工业。在1900年八国联军就把西局彻底破坏了，他们不希望中国有实力再继续去抵抗。”

此后，中国近代工业的很多个第一都诞生于天津，囊括了钢铁、制碱、棉纺等各种类型，这让徐苏斌觉得在天津不光老租界可以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就是工业也是』万国博览会，体现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进程。

正因为天津有这样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也有迫切的遗产保护需求，徐苏斌和青木信夫开始筹办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机构。2008年，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开始了一系列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通过大沽船坞遗址的抢救过程，他们发现由于没有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缺少文物的“身份证”，很多重要〓的工业遗存面临被拆除的命运。于是，他们开始和时间赛跑，下决心要让更多有价值的工业遗产列入文保单位名单中。

中央大道规划让路后，徐苏斌和团︽队立即投入了对大沽船坞遗址的细致测绘中，大到船坞、厂房，小到缆桩，都进行了精确的记录，制定了详尽的大沽船坞保护规划，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此后，滨海新区文物部门委托他们完成了滨海新区工业遗产普查，在他们详实的调查基础上，2013年，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塘沽南站、黄海学社遗址，成功申报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滨海新区第一批重点文保单位。

2010年，徐苏斌又主持调查了天津市中心城区“租界地区文化遗产”，为五大道、马可·波罗广场成功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供了基础信息。2012年，她和团队与天津市规划局合作，进行全市工业遗产普查，为天津市工业遗产保护编入城市控制规划提供重要依据，天津也是国内较早开展工业遗产普查的城市。

正是因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丰硕的科研成果，徐苏斌获得了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第五届中国侨界（创新成果）贡献奖等称号和荣誉，青木信夫也因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被授予2019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从建筑到人 做有温度的遗产保护

工业遗产对一般人来说，是冷冰冰的东西，但在徐苏斌看来，工业遗产的保护是充满人情味的，这也是她目前正在研究的重点——关注遗产保↓护中的人。2018年开始，徐苏斌参加了天津市社科界学者服务基层活动的调研，把小白楼地区和天津棉纺三厂地区做为研究走访对象，带着学生一起持续关注那里的社区建设。

在棉纺三厂地区，徐苏斌和团队先是完成了创意街区的调研，然后向外延伸，关注到街区周边原棉三职工居住区的生活。徐苏斌认为，棉纺三厂改建为文化创意产业街区是非常好的想法，与此同时，街区里的文化设施应该考虑可以辐射周边居住区，让周围居民，也就是棉三的老职工能够享受到福利。“发一些优惠券给周围社区的老人，让他们更多地享受文化生活，这个地方应该更有吸引力，吸引居民过来。”徐苏斌的团队把调研收集到的居民生活的问题和社区建设的建议反馈给有关部门，希望能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让文化遗产能够因生活在其中或周边的卐社区而活化，保存住其中的人文价值和历史记忆。

徐苏斌团队在棉三职工宿舍区调研

遗产保护，把宝贵财富留给下一代，同时也需要把遗产保护的理念传给下一代，把专业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作为博士生导师，徐苏斌手把手地带着学生奔走在遗产保护的一线。

学习建筑的学生往往更加看重学习西方当代建筑的设计方法，而忽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遗产的继承，徐苏斌致力于推动文化遗产学的教育，提出了系统的本科“文化遗产学”教学方案，渐渐地更多学生把文化遗产保护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积极参加到科研和社会活动行列中。

每当学生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方案，徐苏斌都非常高兴，在小白楼地区的调查中，研究生一年级学生张恩强根据居民的回忆，整理了小白楼周边原有传统小吃店的地图，他希望通过口述史的整理和展示，唤起居民的记忆，激发社区的文化活力。徐苏斌肯定了他的〖思路：“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思路，我们做环境整理做规划的时候，不完全是按照建筑师自己的主观想象的一些东西，而是根据当地居民调查的情况出发。”

11年来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成为培养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平台，培养了博士后、博士、硕士研究生数十名，为社会输送了亟需的专业人才。其中不少人已经在文保、规划、设计部门担当重任。徐苏斌对他们寄予厚望：“他们将来都是中国的大梁，面临着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国家建设的任务，应该思考怎么将遗产和创新这两件事情把握好平衡，我也是希望将来，中国未来的城市、未来的建筑，在他们手上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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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焦德芳 赵楚钰）